摘要：孟子的义利之辨因涉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制度的正义性以及生命意义的贞定等问题，具有多个层面和丰富的内涵。

如果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民间也有条件建立相应的礼制设施，那么相应的礼就有可能下庶人，比如宋朝的民间出现了家庙（祠堂家祠），庶人就可以祭于庙，礼不下庶人的旧传统逐渐转变为礼下庶人的新风尚。这方面的典型建筑样式是纪念建筑，如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堂、纪念馆、陵墓、庙宇、牌坊等。

【16】在建筑的宽度上，天子之经涂九轨，诸侯之经涂七轨，大夫之经涂五轨。比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作为皇宫的正殿，使用的就是重檐庑殿顶，而天安门作为皇宫的前门，使用的是重檐歇山顶。在封建宗法制下，血统出身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持续，这种制度安排要求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8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3页。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大庙等。

2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俞剑华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4页。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3】儒家礼学经典《仪礼》《礼记》《周礼》中有大量关于建筑的礼制规定：大到城市规模，组群规模，殿堂数量，门阙数量，庭院尺度，台基高度，面阔间数，进深架数，小至斗拱踩数，铺作层数，走兽个数，门钉路数，构件尺寸，都纳入礼的数量规制。

天子享有祭祀天地的垄断权，用于祭祀天地的天坛、地坛只能供皇帝使用，其他人不可染指。三、器之教化：器物对礼制的强化传统建筑一方面作为礼制的物化形态，受礼制的制约，同时也对礼制产生反作用，表现出一定的伦理教化功能。它们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去相信和实践，而不是纯粹为了感官上的赏心悦目。该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其次，建筑为相应礼制运行提供物质基础。其中，贞节牌坊、孝子牌坊和功德牌坊在宣扬儒家价值观念、塑造社会情感中意义尤为重大，发挥着无言之教的潜移默化功能。

15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8】另一方面，礼制也阻碍了中国建筑的发展。【10】前者表现为礼制在建筑中的物化表达，是礼制对建筑的作用、规定和制约，后者表现为建筑对礼制的反作用，是建筑所蕴含的伦理教化功能的体现。以北方的四合院为例，庭院内的四栋房屋，因为方位不同，存在着自然条件的差异，处于坐北朝南的堂屋，因为阳光充沛，冬暖夏凉，条件最好，供长辈居住，所以北屋为尊。

攒尖顶因为较少用于正规的建筑，多用于点缀景观，其等级性不明显。【13】礼制对传统建筑的规定作用主要表现在建筑的名物度数之中，所谓名物度数，即将等级差别见之于举行礼典时所使用的宫室、衣服、器皿及其装饰上，从其大小、多寡、高下、华素上显示其尊卑贵贱，这种表现差别的器物被称为礼物。在封建宗法制下，血统出身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持续，这种制度安排要求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最后，儒家看待科技伦理问题的视角有别于西方，藏礼于器原则可以为西方科技伦理治理思想本土化提供一个切入点，有助于促进二者的视域融合。

总之，包括建筑制度在内的各种工程制度和制作工艺本来就是礼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藏礼于器思想，仍然可以为当下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并为当今世界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和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提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方面的典型建筑样式是纪念建筑，如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堂、纪念馆、陵墓、庙宇、牌坊等。11转引自[美]莎拉·威廉姆斯·戈德哈根：《欢迎来到你的世界：建筑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感、认知和幸福》，丁丹、张莹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礼制和物质基础是相互配合和适应的整体，有什么样的礼制，也就有相应的物质基础，甚至离开了物质基础，许多礼制将因无所依附而成为不可能。1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其中，庑殿顶是最高级别的样式，专属皇家建筑。礼制建筑与礼制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些建筑通常是为了满足某一特定礼制的需要而建，如为吉礼而建的坛丘、宗庙、祠堂，为凶礼而建的陵墓，为宾礼而设的明堂、辟雍、朝堂，另外还有一些因礼而产生的建筑元素，如阙楼、钟楼、鼓楼、华表、牌坊等，这些建筑无论内容、布局、外形无一不是来自‘礼制而做出的安排，在构图和形式上以能充分反映一种礼制的精神为最高的追求目的。一、礼与器的双向互构形而下的器与形而上的礼之间是双向互构的关系。首先，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现代伦理的规约框架，科技伦理治理应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国家整体安全观的视域下审视科技带来的伦理风险和社会风险。

 注释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8-789页。它使我们注意本质的东西：我们只有一次的被死亡束缚的生命。

所以，从礼不下庶人到礼下庶人的转变，除了有政治垄断的原因，也受到技术水平、经济实力等条件的限制。【29】墓葬建筑是一种典型的纪念建筑，儒家传统向来重视丧葬，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阴宅建筑的重要性不亚于阳宅建筑，尤其是受厚葬以明孝观念的影响，从帝王到百姓更是将厚葬视为社稷、家族之大事。

但某些设施可能因巨额的耗费，唯有皇家或贵族才能负担得起，与之相应的礼则自然不能下庶人了。比如按照《礼记》的描述，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5】，如果没有东阶西阶这些基础设施，主客间的揖让周旋之礼则不可能实现。

就规约天子的日常行为而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一年内不同的月份要分别住在明堂不同的宫室，如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24】因此，封建礼制采取各种手段对男女进行系统性的隔离，除了制定各种礼仪规范来规约男女的交往，还采用建筑格局来从空间上对男女进行物理分离，规定男女各自的合法活动范围，从而对个人日常行为产生重要的规约作用。【28】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如果无故走出其领地是不合礼制的，同样，男性无故进入女性的领地也是不合礼制的，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已婚妇女确实是丈夫家中的囚徒，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又有着丈夫没有的自由，她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和孩子在那里过着安静的生活，她锁上装着自己嫁妆的箱子，完全由自己支配。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4】在礼制的影响下，建筑成为礼的具象空间，体现出一种物质化的儒学价值观。现代社会已经超越了这种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器物的设计和使用不再像古代那样等级森严，但是器物的身份象征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现代所谓的符号消费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30】四、余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儒家并没有把器物从礼制体系中剥离出来，器物的设计与使用应在礼制框架下运行，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与礼制秩序具有同构性。明堂是体现伦理教化的典型场所，它是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礼制建筑，是天子权力的重要象征，用于朝会诸侯、发布政令、大享祭天、配祀宗祖等重要政治活动。

比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作为皇宫的正殿，使用的就是重檐庑殿顶，而天安门作为皇宫的前门，使用的是重檐歇山顶。通过藏礼于器的设计，儒家认同和倡导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感在纪念建筑中得以表达，以此塑造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同，比如汉朝的云台和麒麟阁，后人对它们的评价是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

21段伟文：《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8页。歇山顶次之，五品以上官吏的住宅正堂、宫殿、寺庙方可使用。17 柳肃：《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这当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清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现代资本社会在取消政治特权的同时却建立了资本特权，即以资本为尺度来给社会重新分层，通过资本化的符号消费，现代社会建立了新的社会分层。

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在周代分封制下，不同等级诸侯的国土面积、城市规模、城墙高度、建筑样式、道路宽度本身就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嗣后建筑制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

总之，礼制与器物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在传统建筑中就表现为宫室之制与宫室之治两个方面。由于礼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等级尊卑秩序，所以藏礼于器难免与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发生冲突，这意味着藏礼于器思想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能在应对技术伦理困境、规范个人行为、塑造社会秩序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提供历史的洞见。

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政治特权在器物的使用上拥有普通人根本无法僭越的垄断权，那么在现代社会，资本特权所设置的门槛同样也使普通消费者无法僭越，普通消费者只能被排挤到现代资本社会的边缘，资本阶层从而建立起类似于古代贵族所拥有的身份地位。【17】色彩图案同样也可以标识建筑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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